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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
记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
【作 者】肖梦
1994年8月23-25日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是由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两个课题组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在过去的几年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由于会议准备和组织的充分,邀请的国际国内经济学家和专家都是相当具权威性的,因而,京伦会议受到肯定,被认为是一次颇有成效的、将微观经济学在我国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的会议。
什么是有限理性、不对称信息和不完全契约?什么是内部人控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什么是现金拍卖和结构性商谈?等等,等等,这些词汇正是近十几年来微观经济学理论中一系列概念上的突破,虽然在西方已经成为帮助工商界经理们的新工具,却不为我们所熟悉。也许有人会说,这些新名词对我们又有什么用?我们中国的改革还远到不了那一步。然而,既然我们打算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我们应该面对现实中已经出现或在转轨过程中将要出现的难题,避免他人犯过的错误和走过的弯路。那么,国际上已经通行的概念和新的研究成果就应该首先为我国学术界认知。
这次会议历时三天,除了被邀请的外方专家外,世界银行的著名经济学家科多索、伯罗德曼和北京代表处的阿嘎瓦拉、华尔诚等,福特基金会中国代表处项目负责人麦斯文以及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监督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在京伦召开的国际会议。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致开幕词,他指出,如何理顺产权关系,明晰企业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并使其负起责任;如何有效实现政企职责分开,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活动主体;如何建立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形成企业的激励和制衡机制;如何解除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调整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如何建立破产机制,使企业能生能死等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我们面临的大量问题,是一项历史性的难题,因而不仅需要靠自己的实践和探索,也需要吸收国际的经验作为借鉴。陈清泰恳请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议题,各抒己见,为推进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献计、献策。
第一个议题是关于现代公司制度的组织和治理结构,与会的中外经济专家学者就现代公司组织中的治理结构(关于控制权的配置),资本结构或称财务结构(关于债务和股本的比例),和激励结构(关于监督和奖惩经理的机制和形式);破产对经理们的威慑效应,政府实施的威慑的可信性问题;相对破产时言的事前效率与事后效率(即破产前、后)进行了讨论。国家经贸委企业司司长蒋乾贵为与会者勾划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和今后改革的目标与思路;中国银行副行长周小川作为学者重点阐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设计框架。
米尔格罗姆教授就题为以互补性和系统性的观点来认识日本经济体制的论文,阐述了对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应该如何理解日本经济所取得的成功。正如他以往文章所有的特点:这位对策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现代企业组织理论的国际公认权威,运用一些纯粹的数学概念描述日本经济系统的特征、探讨各因子间的互补作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配合状况,他认为,日本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具有一整套独一无二的谐调体制、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其他国家如果一味仿效日本这些特点以发展经济,通常是部分或者完全失败的。将系统的部分移植到其他国家的系统中去,在这些国家由于日本系统诸因子间的积极相互作用不复存在,故互补因子将不发挥作用,因而也不应盼望产出日本式的结果。以部分来代替一个由相互支持因子所组成的连贯整体,由此所组成的是一个有缺陷的混合体。因而,他们所建立的模型非常完善地抓住了互补性的重要思想,进而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形象地表述关于协同作用和系统效应的这样一种直观思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非常有意思的是,根据他所建的模型得出的两条结论:一是在互补性的意义下解释了为什么零敲碎打地采纳组织的重组会导致失败的基础。如果在组织结构的几个因素是其效果的互补性的决定因素,那么,在其它变量的值给定时,与每一个最优选择的选择变量(适当的子集)相一致的组织可以有多种形式,虽然每一种形式不必产生相同的效果。而且,只采纳好效果的形式的部分特征实际上会损害整个组织的效果。因此,尤其是从另外的协调系统中,只采纳一个成功的经济系统,当它只与其它因素的一部分特征结合的时候,结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这一结论对我们来说是不陌生的,因为当改革进入到目前的攻坚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尝到了零敲碎打的改革的苦果。二是为什么组织的重组常会出现改革循环。数学还揭示了,甚至当必须改变的所有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时候,整个系统的改变还是难以达到改革的目标。尽管所有相关的方面进行同等的调整会改进系统的行为,但在新形式的所有特征都完成以前,系统的行为可能会比在初始位置上的情况还差得多。由于在诸多方面的同时的、同等的起步改变可能会是困难的,因此每一重组的尝试实际上都是逐渐进行的,所以最初会带来更差的效果,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对已经下决心的改革计划重新考虑或予以放弃。这一结论对我们来说也是有过教训的,因而是很好的借鉴。
青木昌彦教授提出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特别是,什么样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对公司过程中产生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更有监督作用。中外学者们重点讨论当股权分散的公众持股公司的代理人成本问题产生后,什么样的约束机制可以使经营者与投资人的利益变得比较一致。青木教授认为,主银行体制中的银行也许可以起到监督作用。
波兹南斯基教授的专题报告阐述了东欧私有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他谈到,在从国家计划向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转轨过程中,最重要的决策是关于制度变迁以及私有化的内容和时间选择。他认为,最佳方式是要有充分的灵活性,有多项选择,并允许出现反复。因而,渐进的方式(从速度和主要是自下而上推进来衡量)比较恰当。在一些转轨经济中所实施激进私有化的方式不是没有经济成本的。不管它有什么样的长期积极影响,从短期看,东欧的激进私有化,与其他因素一道,导致了这些经济中1989年后的衰退。宣布私有化这一事件本身大大弱化了国有工业中的刺激(委托-代理)结构。经理与职工由于不知道所在企业的未来法律地位,很合理地就放松了自己的工作努力。而且,在国家监督放松、有时甚至不存在的情况下,也就普遍认可对国有资产的迅速的集体掠夺,包括浪费和盗窃。特别是采用大众私有化的方式,尽管资产剥夺的速度很快,但与预期结果相比差异很大,因为大部分股份并没有进入个人股东之手。70%以上的股权认购证集中在投资基金,2/3的投资基金占有40%的股权认购证。这种所有权的明显集中虽然能更有效地控制私有化企业的经理人员,但也使、甚至鼓励基金之间合谋,人为提高其证券组合的价值,而不是通过谨慎的投资使证券组合价值最大化。针对投资基金有没有有效配置资本的能力,他认为也是大有疑问的。他说,这些基金的建立只是最近的事情,他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很有限,既没有专家也没有经验评估企业的可行性。波兹南斯基教授的论题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从另一侧面来了解转轨过程中应该避免什么,如何将成本降到最小。#p#分页标题#e#
第二个议题是关于企业与银行的财务关系,讨论了债务重组的方法和破产程序的设计。钱颖一、吴晓灵各自论述了有关债务过度问题及解决方法。麦金农教授和哈特教授分别做了评论。哈佛大学的哈特教授是国际上公认的合同理论、现代厂商理论和理代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近年来对现代西方公司破产法的改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本次会议带来了他和他的同事为英国议会新撰写的关于破产程序的新框架,作为给中国经济学界的背景材料,同时针对中国国有企业中发生的破产优先顺序等问题,发表了演讲。与会者就存量与增量的区别,政策性贷款转化为财政性明补问题,债务与股本转换问题,银行与企业财务重组的优先顺序以及银行与企业重新注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者中的那些政策设计专家详论在破产过程中,竞争性拍卖比一对一谈判的好处是可以减少租金和腐败。探讨拍卖资产、拍卖注资权、拍卖合资权的方法,破产后受益权的优先顺序问题,以及养老金、遣散费、医疗费、住房补贴、银行债务、三角债等问题以及对企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