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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组织对层级组织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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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级组织的历史功绩及其弊端
层级组织是伴随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从实践中自发产生的管理组织形式。20世纪层级组织的大量出现与管理层级化的迅速扩散,并成为管理组织形式的主流,是18世纪以来管理组织变迁中最深刻的一次转折。层级组织作为工业革命中劳动分工的产物,是工业社会最终确立的重要标志之一。工业社会的大规模工业生产与销售要比农业生产复杂得多,需要稳定、集中、严密、精确和可量化管理,层级组织以其强有力的控制能力,最完美地、最高效率地适应了这样的时代要求,反映了这样的时代特征,并且借助于工业化所提供的技术手段不断巩固和完善自己的权力地位。
在工业社会中,层级组织的爆炸式增长与管理层级化成为一般趋势,其结果是形成了强大的“层级化溢出效应”。这意味着社会运行机制普遍问层级化方向转变,或层级化运行机制迅速广泛地渗透、扩散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社会中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所有活动几乎都要受到层级制组织发布的规章与条例的约束和控制。
如果说伴随工业化进程而不断深化的管理层级化实践,以卓有成效的管理效率和管理业绩展示了层级制至高无上的优越性,那么,20世纪经典作家们对管理层级组织的理论概括,使层级制在社会哲学和经济哲学的高度上得到总结,最终确立了管理层级制在工业社会中的统治地位。①前有马克斯·韦伯对理想行政组织结构及其一系列运行准则的刻划,后有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奥立弗·威廉姆森等人对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归纳和设计,使层级组织在工业社会中的合法性、主导性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与此同时,层级组织也变成了工业社会官僚政治、等级制度的同义语,成为“理性的”、“形式的”官僚制度的组织基石。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层级化溢出效应”的蔓延,层级组织在达到巅峰期后,其不可避免的弊端也暴露无遗。这里仅从形式和技术的角度进行分析。
1.组织规模越来越大,组织成本越来越高
适应于工业社会劳动分工细密性的要求,层级组织天生就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张、膨胀机制,组织规模在不断的压缩过程中却持续膨胀。庞大的组织规模意味着高攀不下的巨大组织成本。很明显,一方面,层级越多,各层级“附着累赘物”也越多,组织的实际运行开支将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各级“官僚们对在政府中增加货币开支要比只让货币流经政府更感兴趣”。一项研究表明,24个经合组织国家1960年关于GDP的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总数平均为11.9%,1971年上升为14.3%,1983年达到17.8%,呈直线上升趋势。①再看中国的情况。仅以改革开放后的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为例,1980年为75.73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6.23%;1996年达到1040.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31%。15年间增长了13倍。其中不可否认有物价指数变动因素,但政府规模增长过快是毫无疑问的。1980年全国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等靠财政负担的人员共527万,到1996年底膨胀到1093万,加上事业单位,吃“皇粮”者达3500万之巨。②现代企业,尤其是大型公司的管理机构规模同样越来越大。
事实上,层级组织规模增长过快已经成为难以治愈的全球性“通病”、“顽症”。“二战”以后,世界各国要求精减机构,控制政府规模的呼声始终不绝于耳,但组织机构改革的实践却总是无法跳出“精简——膨胀——再精减——再膨胀”的怪圈。
2.组织放事日益低下,组织摩擦越来越大
一般说来,现代工业社会的分工日趋细密、管理任务日趋复杂和多变,正在进入的信息社会更是变幻莫测。按照经典组织管理理论和原则建立起来的管理组织层级制,在既定的管理幅度和管理职能下,为应对这样的环境变化和管理要求,只能是木断增加管理层级。组织代理链条越长,也就越易于出现“秩序真空”,其结果必然是组织效率日益低下。具体表现为:信息向上多层过滤而失真,决策向下多层传递而失真;对环境变化反应迟钝,行为迟缓;对问题的识别、摄取与处理能力低下;多头领导,政出多门,业务重叠,制度繁琐;责权不明,职能紊乱,有成绩时层层争抢,有责任时级级推倭;协调困难,运转不灵、尾大不掉;管理不足与管理过度并存;能力低下,无所作为,敷衍塞责等。
从某种意义上看,层级组织具有信息独占特权,而且层级越高,其拥有的独占信息量就越大,形成人为的高度信息不对称状态。这就造成组织内部各层级之间,组织外部组织与组织之间难以协调的相互冲突。也就是说,人为信息不对称的强化、恶化,不断产生、加剧组织摩擦,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组织恶性循环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3.官僚化阻碍创新,程式化降低土气
层级组织中内生的官僚化、程式化倾向,使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阻碍创新、抵制冒尖成为必然选择。中层监督部门或下层专业化操作人员凭借其私有信息或共同利益组成利益集团,对上层管理者的决策及其对下级绩效的评价产生影响,并且通过单边合约,形成共谋,共同操纵传递给上层管理者的信息,从而产生严重的阻碍创新效应。一是官僚化运行要求组织成员的行为服从组织规则,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因此降低了对组织成员的主观评价或监督,同时使得有关创新项目的主观评价没有机会得到考虑和认可。二是程式化的提拔、晋升成为官僚组织中比现金激励更有效的一种激励方式。组织成员的行为特征趋于同质化,服从于机构的目标,形成共同的官僚文化,从而将具有创新个性的组织成员“筛选”掉。三是资本预算程序官僚化。要求一项投资预算必须严格地经过每个层级的评估和识别,由高层管理者作出最终评估和识别。这种连续识别机制降低了各层级决策者不熟悉的创新项目通过预算程序的可能性。由于创新项目本身固有的不熟悉性,因此有关创新项目的信息比常规项目的信息更难以交流,甚至使决策者对创新项目产生偏见。四是大型层级组织官僚化往往意味着预算软约束,使决策者或实施者无法通过试错过程选择更高质量的创新项目。因此,官僚化识别程序所确定的只能是技术不确定程度较低的_创新项目,这样必然导致组织在市场和技术迅速变化的不稳定环境中削弱创新。①
4.滥用职权的土壤,滋生腐败的温床
日渐扩大的层级“金字塔”实际上意味着漫长的委托——代理组织链条,也就是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不断扩大。一方面,分布于管理组织链条的各个环节中,具有专业知识的组织成员(代理人)有激励利用信息不对称的某种形式,追求诸如提高社会地位、改善职业机会、强化在职消费或寻取权力租金等自我目标。或者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或者演职犯罪,甚至通过共谋造成组织的“内部人控制”局面。另一方面,随着层级的复杂化和管制规则的大量生成及广泛实施,使层级组织日益强化对社会资源或公共资源分配与使用的影响,甚至把这种影响渗透到传统的私有资源领域。这样一来,官僚群体利用复杂层级中不断强化的、高度的信息垄断和信息不对称,滥用其不断扩大的资源配置权利和范围,逐渐成为社会资源或公共资源的实际支配者,成为“无产的财产所有者”,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甚至是“剥削阶级”。
一般而言,官僚体制越庞大,层级越多,透明度越低,外部人乃至专职监督人对组织活动的监督就越困难,越容易形成“监控真空”,而致力于增加官僚体制规模、滥用职权的内部人就越多。此外,在金字塔状的多层级组织中,各层级的官僚们对相关信息的控制非常容易,这也极大地增强了官僚们扩张预算、中饱私囊,以及讨价还价的力量。
总而言之,种种迹象早已清楚地显示,“层级化溢出效应”已经酿成一场严重的社会灾难,层级组织“像一把巨大的铁钳将社会紧紧地夹住并将其放入行政规章的‘铁笼’之中”。在新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层级制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和有效性等治理的基本要素正受到普遍怀疑,面临空前危机。
二、网络组织的特性及其技术基础
概括而论,网络组织是由结构、过程和目的等要素予以定义的。就结构而言,网络组织把专业化联合的,也可能是无形的资产在组织成员的共同控制下结合起来。共享的资产所有权是基础,但是还必须以某种有效的和柔性的方法使资产、联系和命令一体化。从过程来看,网络组织要求参与其中的代理人只能通过其在组织中的角色和位置来行动,同时让代理人的影响随着与其他人联系的发展而得到增强,或者破裂而使之减弱。作为组织中的决策成员,代理人只有通过联合、合作来强化并扩展自己的影响;他们为他们自己、他们的网络和他们的竞争者改变着资源背景,并且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改变网络本身的结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