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为何要定都洛阳？浅析关中本位政治地理瓦解后的影响.docx

东汉为何要定都洛阳？浅析关中本位政治地理瓦解后的影响 　　都城是国家中枢之所在，其地理位置和形势等因素往往影响一代王朝的盛衰。顾祖禹、钱穆、吕思勉、谭其骤和傅乐成都以其敏锐的史识在不同场合附带论及过建都洛阳对东汉帝国之影响。考察上述前贤的研究，在对帝国命运产生影响之原因这一问题上，吕思勉和谭其骚先生的见解基本一致，他们认为，首都建在远离边境的洛阳，对西北两面的控制，有鞭长莫及之势，不如前汉方便，这是导致东汉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综观钱穆、傅乐成两位先生的观点，实际上则是将东汉衰落的原因主要归之于：东汉建都洛阳后，帝国的重心移至关东，结果不能以关东之财富，养西北之甲兵，由此导致了帝国的衰落。 　　前贤的这些见解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显然是极具启发、极有见识之观点。但如前所述，影响东汉定都洛阳的因素极为复杂，并非完全是朝廷的意志。而随国都的东迁，汉帝国的核心区亦随之东移，这就意味着以关中为根本之地建构的政治地理亦随之瓦解。因此，如从这一视角来看，东汉建都洛阳对帝国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远不止如上述学者所分析。 　　对东汉最终定都洛阳之原因的观点为进一步分析之基础，并根据顾祖禹、钱穆、吕思勉、谭其骡和傅乐成就东汉建都洛阳一事之相关观点所启示的线索，从政治地理的角度，就东汉建都洛阳，关中为本位的政治地理瓦解对帝国命运所产生之影响作一探讨。 　　对内的影响 　　三十二人是协助刘秀建立东汉的最主要功臣，从其所属社会阶层来看，他们差不多全是豪族出身。可见，刘秀最终胜利的原因很多，而得到豪族强宗的支持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东汉建国以后，地方豪族势力的存在同样也对朝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在建国初期的特殊时期，表现尤为明显。统一战争完成以后，随社会秩序的渐趋恢复，这些豪强虽有所收敛，但在利 益受到国家损害时，仍旧以武力公然对抗朝廷。为此，朝廷实行“度田”。度田对拥有大量土地及依附人口的豪族强宗是不利的，因此，他们趁势起来反对。 　　地方之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而为了上计，“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自然是两汉地方政府最主要之日常工作之一。但建武十五年，为了严格核实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的政府度田，这正反映了，东汉建国以后，地方大族豪强势力之强大与跋扈不法。 　　在豪族当中，那些根基深厚，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大豪族对朝廷的威胁则更为严重。所谓大豪族，就是周紆所说的“若马、窦等辈"。因为，这些大豪族势力一经成长，他们的成长欲也就没有止境，而有了更高的政治要求。在此情况下，诸侯王往往成为这些豪族依附或利用的对象。同样，诸侯王的力量也不仅仅在于封地的大小，人口的多少，更重要的是，他们一旦得到这些豪族势力的支持就会有谋反的实力。这些大豪族和诸侯王对朝廷构成的严重威胁。光武帝“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其用意也正在此。总之，豪族对朝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东汉初期打击诸侯王，实际上也是通过大狱勾连的方式，打击豪族。这在楚王英狱的始末中有极其清楚地体现。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在光武帝和明帝时期，先后以各种原因遭到打击的大豪族有：马氏气 窦氏气阴氏气梁氏；诸侯王有：沛王刘辅、山阳王刘荆、楚王刘英、济南王刘康、淮阳王刘延。诚然，光武帝和明帝打击豪族、摧折诸王各有其具体的原因乃至借口，但通而观之，这些事件正反映了豪族、诸侯王与朝廷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对朝廷所构成之威胁。 　　总之，刘秀虽然利用豪族取得了天下，但经济实力雄厚、宗族势力强大且拥有大量宾客、徒附等依附人口乃至私家武装的豪族势力，同样也是朝廷最为严重的威胁。东汉在建国后打击豪族、诸侯王这些事件便是东汉豪族势力强大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反映。豪强或者说豪族的经济基础是大地产，社会基础是庞大的宗族势力。豪强对国家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土地兼并与把持地方,其对国家政权的真正潜在威胁则是在特定情况下政治上的不轨之举。 　　所以刺史以六条问事，其中之两条就是针对地方豪强。西汉朝廷制御豪强的措施，除了刺史的巡查，主要是酷吏镇压与迁徙。因为豪强的经济基础是大地产，社会基础是庞大的宗族势力。长远来看，酷吏镇压不仅不能真正破散豪族的力量基础，而且也会加剧与政府的对抗。关中是京师所在，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据说将 军杨仆曾“耻为关外民”，可见，关外之人乐意迁居关中。迁徙豪强不仅可以抑制兼并，使其脱离地方宗族势力气也不会引起豪强的激烈对抗。所以迁徙豪强之关中，实际上堪称是以釜底抽薪的做法来制御关东豪强最为有效的措施，所以娄敬说这是“不诛而害除”。 　　两汉时，关东是六国之故地，也是豪族密集的地区。西汉定都关中，迁徙豪族强宗于关中的政策，共计有七次，所谓“三选七迁”。应该说，在西汉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央政府还是靠迁徙之策有效地遏制了地方豪族势力的发展。成帝以后不再执行，豪族的势力遂有进一步的发展。东汉建国以后，“国家亦不忘乎西都”曾有迁都关中的想法，但关东的豪族担心朝廷“关门反拒”，所以极力反对迁都。东汉最终定都洛阳，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朝廷不可能再像西汉一样依靠迁徙之策来地制御豪强。 　　另外，东汉改都洛阳，与西汉之都城长安相比，洛阳位于“九州腹地”、“天下之中”，其西面为凉州刺史部与三辅，且有靖函之固；北面为并州、冀州、幽州刺史部，而兼有黄河天堑；东面为豫州、兖州、徐州、青州刺史部与东郡齐国间诸郡；南面为益州、荆州和扬州刺史部。洛阳的此种地理形势，对外而言，不但使东汉朝廷远离西羌、匈奴、乌桓、鲜卑的驻地，而且靖山、函谷关和黄河则在洛阳的西面和北面构筑了天然的地理屏障，这就使帝国所受西、北方边疆游牧民族的威胁大为减轻。 　　其时史书中之：“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复”，“诏 罢诸边郡亭候吏卒”等记载便部分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刘秀虽然利用豪族取得了天下，但豪族势力的强大，却是朝廷潜在的严重威胁。如果这种威胁是来自帝国内部之荆州、扬州、豫州、兖州、徐州、青州刺史部与东郡齐国间诸郡，则西面之靖函之固与北面之黄河天堑均起不到屏蔽京师的作用。因此，就对内 言，东汉建都洛阳则处于经济实力雄厚、宗族势力强大又拥有大量宾客、徒附等依附民甚至私家武装的豪族势力，尤其是关东地方大族势力的严重威胁之下。 　　东汉定都洛阳，关中核心区瓦解，这使朝廷无法以传统的“以关中制关东”的地域控制战略，有效地打击地方大族势力，从而使地方豪强大族势力进一步发展，对朝廷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正是豪族对朝廷所构成之严重威胁这一客观现实与首都洛阳在帝国疆域中所处之位置及洛阳杳身的地理形势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则有导致了朝廷的防范重心偏向帝国内歳之功臣、外戚、豪族和诸侯王。这在以下的史实中也有清楚地反映。 　　对于臧宫、马武趁“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的机会，讨灭匈奴的建议，刘秀的回答极尽婉转, 甚至在借孔子的话表达自己的真正意思时也仅说了半句：“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没有将意思更为直白的“而在萧墙之内也”说出，显然是事有不便明言者。而在三十八年以后的和帝永元元年，窦宪还是乘“北虏大乱，加以饥蝗”的机会，大破北匈奴，出塞三千里，刻石勒功而还。可见,光武帝所谓：“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夭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也不过是明显的借口而已。屯田警备乃军国大事，又岂能“恒多失实”？凡此都说明：建都洛阳后，朝廷的真正防范对象恰是帝国内部如臧宫、马武等人这些功臣、豪族和诸侯王。 　　朝廷防范重心的偏内，对内而言，则直接促使光武帝进行了官制和兵制的改革。 　　首先，为保证中央对地方的居重驭轻，也为了减少州郡大族豪强掌握本地军队的机会，光武帝进行了兵制改革。尽管，在“每有剧贼”时，会出现“郡临时置都尉”的情况，但“事讫罢之”。而且，终东汉之世，由于“无都试之役”，士兵缺乏经常的训练，所以，其战斗力大为下降。为强本弱末，而釆取的兵制改革，却顾此失彼，导致了东汉“王旅不振实际上，东汉的兵制改革甚至对帝国的命运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其次，刘秀在建国以后，一反汉高祖刘邦以功臣任丞相执政的办法，不给功臣实权实职，并剥夺了他们的兵权。在中央政府中，号称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义上的首脑，实际权力 贝」移至尚书台。尚书虽是皇帝的近臣，权势很大，“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 但品级不高，且“类无大能"，多从低级官吏中选拔。 　　事实上，尚书的品级越低，越是“类无大能"，就越不敢和皇帝对抗，皇帝就越能对其指挥自如。而之所以这样，显然是为了加强皇帝集权，而最终之真正目的则还是为了防范功臣、豪族。但是，随着这种皇帝个人权力的过度加强，外朝官僚机构的作用则受到削弱，尤其是能够制衡皇权的相权受到严重削弱。结果，在自和帝以来，幼主相继嗣位的情况下，却酿成了外戚、宦官利用其特殊身份所提供之机会挟主专权。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与他们之间的血腥斗争（以“清流”自居的官僚士大夫亦参与其中）遂使帝国政治的腐败日甚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