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pdf

2020年第5期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许宪春，张美慧摘要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与经济运行方式的不断融合，数字经济已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是当前国内外统计机构与研究学者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在系统梳理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提炼数字经济的内涵与形成要素，构建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界定数字经济核算范围，确定数字经济产品，筛选数字经济产业，对2007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与总产出等指标进行测算，并将测算结果与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比较。 测算结果表明：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53028.8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46%；数字经济总产出147574.05亿元，占国内总产出的6.53%。 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约为美国的58.12%；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低于美国0.44个百分点；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约为美国的52.77%，占GDP比重低于美国0.77个百分点，略高于澳大利亚0.03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率明显高于美国和澳大利亚。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4.43%，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8.27%，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本文深化了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研究，系统监测了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规模与结构， 为进一步完善中国数字经济统计核算体系和提出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措施提供参考依据。关键词数字经济；发展规模；统计测度；国际比较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20）05-0023-19一、 引言数字经济等新型经济的诞生和发展是迅速成长的现代信息技术与世界经济发展、 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等相融合的结果。 近年来，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信息时代世界各国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在国际经济中争夺话语权而抢占的制高点。 欧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中国、美国、德收稿日期2020-03-1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大数据背景下中国新经济新动能统计监测与评价研究”（批准号18ZDA124）。作者简介许宪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张美慧，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经济学博士。 通讯作者：张美慧，电子邮箱：。 感谢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专项课题“数字经济统计核算问题研究”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23DOI:10.19581/ki.ciejournal.2020.05.013国、法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家陆续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 中国2016年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上，都强调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作出重要指示；美国自2010年后制定的国家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超过5项。 数字经济已成为信息时代下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全球经济发展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亦是新经济背景下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数字经济改变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消费和分配方式，提供了更加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 但是，近些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并没有显示出预期的由数字经济带来的提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逐渐讨论是否出现了“新索洛悖论”：随处可见的数字经济却唯独在宏观经济统计指标中无法捕捉到。 一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不能捕获到那些由数字经济活动带来的经济收益和效率提升，GDP及其他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也许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误统现象（The Mis-measurement）。那么，当前统计机构对数字经济是否存在着测度不充分的现象，数字经济是否造成了GDP的漏统，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规模、经济增长率等的推动作用到底如何，这一系列问题均需要对数字经济的规模做出准确测度研究后来解答。二、 文献综述数字经济规模测度以及数字经济背景下宏观经济统计研究已经引起许多国际组织、 一些国家政府统计机构、有关学者的重视。 各方面对数字经济测度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不尽相同，本部分对有关研究情况进行梳理，旨在系统地把握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测算工作奠定基础。 纵观国内外对数字经济测度的研究，按照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大体可划分为国民经济核算相关方法论研究、增加值测算研究、相关指数编制研究和构建卫星账户研究等。在国民经济核算相关方法论的研究方面，从国际上看，联合国（UN）、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OECD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EC）在国民账户体系（2008）（2008年SNA）中对涉及数字经济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修订；OECD（1996，2011，2012，2015）先后提出了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的测算框架；有关学者认为，从概念的角度，GDP已经捕获了数字经济活动及其创造的增加值（Ahmad and Schreyer，2016），数字经济的漏统不是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唯一原因（Ahmad et al.，2017）；Diewert and Fox（2016）定义了福利测度的框架，关注数字化产品与福利变化的影响；也有一批学者对免费数字内容核算方法展开了较系统的研究（Brynjolfsson andOh，2012；Leonard et al.，2016；Brynjolfsson et al.，2017）。 在国内，有学者提出了信息产业投入产出表模型 （贺铿，1989； 王中华，1989）； 指出网络经济不仅是产业层面的经济， 提出国民消费总值（GNC）的测算方法（杨仲山，2002）；对知识经济的测度方法以及知识产业的划分进行了研究（魏和清，2005）；系统梳理和比较了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等新型经济的测度方法（张美慧，2017）；从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三个角度详细地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名义产出水平核算带来的挑战，总结了数字经济对物价指数核算的挑战， 提出了数字经济与相关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潜在方向 （续继和唐琦，2019）；系统研究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统计的若干重点研究领域，从新经济概念界定和行业分类、新经济统计调查方法、新经济就业与收入统计、新经济增加值核算等方面对新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进行详细的探讨，并从经济、社会、环境等角度分析了大数据在中国绿色发展中可以发挥的作用（许宪春等，2019b；2019c）。在增加值测算研究方面，Machlup（1962）和Porat（1977）开启了测算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增加许宪春，张美慧：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242020年第5期值的研究方式。 近年来，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增强，有关国际组织、一些国家政府统计机构、有关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 在国际上，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对数字经济范围进行了界定， 并且利用供给使用表对美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和总产出等规模进行了测算研究（Barefoot et al.，2018；BEA，2019）；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借鉴BEA的测算方法，对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增加值及其对整体经济的贡献程度进行测度（ABS，2019）；新西兰统计局（Stats NZ）在借鉴OECD数字经济概念框架的基础上测算得出，20072015年新西兰数字订购产品总产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出的20%（Stats NZ，2017）。 加拿大统计局测算显示，超过一半的人口在20172018年购买了音乐和视频下载以及流媒体服务（Statistics Canada，2018）。 一些国际咨询公司也对部分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及其对GDP的贡献进行了测算（Knickrehm et al.，2016；Dean et al.，2016）。在国内，相关学者在借鉴Machlup-Porat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20022005年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测算（康铁祥，2008）；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9）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治理等方面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了测算；也有学者在借鉴OECD数字经济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数字促成产业和电子商务产业增加值进行了测算研究（向书坚和吴文君，2019）。 总体看，由于国际上关于数字经济增加值的测算范围和测算方法均未统一，使得测算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OECD数字经济研究框架和BEA对数字经济增加值的测算方法已对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官方统计机构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相关指数编制研究方面，小松崎清介等（1994）开启了“信息化指数”测算的研究方式。 在此之后，有关国际组织、机构和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 在国际上，日本电信与经济研究所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信息化指数模型；国际电信联盟提出了一套评价七国信息化发展程度的指标体系；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编制了新经济指数（ITIF，2014）；OECD（2007，2014）构建了ICT与数字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欧盟统计局（Eurostat）编制了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Index，DESI），DESI成为反映欧盟各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进程的重要工具和窗口（Eurostat，2017）；WB编制了知识经济指数 （Knowledge Economy Index，KEI），KEI研究覆盖国家数量达到146个 （WB，2010）； 有学者在KEI的数据和估计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数字知识经济指数（DigitalKnowledge Economy Index，DKEI）（Ojanpera and Graham，2017）。在国内，有许多学者采用信息化指数方法来测度中国信息化的发展水平（靖继鹏和王欣，1993；杨京英等，2005），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7）编制了数字经济指数（Digital Economy Index，DEI），力图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进行观测和反映；近期，有学者构建了国家数字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对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数字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吴翌琳，2019）。在卫星账户构建研究方面，有关国际组织、一些国家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学者主要开展了构建ICT卫星账户和数字经济卫星账户（Digital Economy Satellite Account，DESA）的相关研究。 在国际上，澳大利亚统计局（ABS，2006）、智利统计局、南非统计局已经建立了ICT卫星账户，马来西亚统计局2009年开始编制ICT卫星账户，2011年在ICT卫星账户的基础上引入一系列辅助指标，共同构成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卫星账户；OECD成立数字经济下GDP测算咨询组 （Advisory Group onMeasuring GDP in a Digital Economy）， 提出数字贸易维度框架与数字经济卫星账户基本框架，并尝试性编制DESA的供给使用表 （OECD，2017a，2017b）；Barefoot et al.（2018） 界定了数字经济范澳大利亚统计局在澳大利亚税务局等的帮助下，完成了数据采集工作，构建了澳大利亚ICT卫星账户。南非统计局在南非通信部、南非国家财政部、南非贸易工业部等部门的协作帮助下，构建了南非ICT卫星账户。25围， 并基于供给使用表对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进行测算， 为美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在国内，屈超和张美慧（2015）提出了构建ICT卫星账户的构想；杨仲山和张美慧（2019）系统研究了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编制问题， 并构建了数字经济静态总量指标与数字经济直接贡献指标。相较于增加值测算和相关指数编制的方法， 数字经济卫星账户能够反映国民经济各行业从事数字经济特征活动的情况， 是测度数字经济实际发展规模及其对整